當前報章為 第12861號

2021年09月17日

星期五

海圖內存政治信息

2021-09-17

“Rada Macau”意思是一片「錨地」亦即遠洋商船來澳時可以停泊的位置

拱北關的成立除處理邊界問題還打擊走私

18澳門1912年地圖(來源:澳門地籍局)

此圖由James Cook船隊的William Bligh測繪,標示出船…代出版。

「江流匯澳」展覽中的一些相片反映了20世紀初清朝洋人日常生活片段。

「江流匯澳」展覽中的一些相片反映了20世紀初清朝洋人日常生活。

拱北關於1887年建關,處理邊界問題

展覽展出了多張古航海圖

「江流匯澳──澳門周邊水道及據點專題展」,就展出了多張百多年前的航海圖,以及舊船票、舊相片

澳門是港口城市,有人甚至形容,澳門是「海風吹來的城市」,由歷史、文化、經濟都與海洋密不可分。而這些連結,既帶來了澳門中西交融的特色,也一度帶來政治暗湧。海事博物館正舉行的「江流匯澳──澳門周邊水道及據點專題展」,就展出了多張百多年前的航海圖,以及舊船票、舊相片、本澳藝術家甘長齡的畫作等,向公眾展示昔日不一樣的海島故事。

海圖上的信息——澳門泊地

這故事要由香港開埠前說起。話說16世紀中葉以降,澳門已經開埠,並曾是亞洲乃至全世界的重要貿易港口之一。當時這裡的船隻往來頻繁,故不少歐洲船隊有繪製海圖紀錄澳門周遭的水文地理環境,以利航行。今次「江流匯澳」專題展就展出了多張古海圖,顯示出昔日澳門與世界的互動。其中一幅是18世紀、由英國船長James Cook船隊的人員所繪。James Cook曾於1768年至1779年間三次橫渡太平洋,最後在旅途中於夏威夷逝世。其船隊之後繼續航行,1779年底時到訪澳門,並對澳門及周邊航道進行測繪。

而另一幅古航海圖就顯示出當時澳門百多年前周遭的水域環境,包括水深、潮退後的沙洲範圍等等。繪圖之時,青洲仍是小島,尚未與澳門半島連接;氹仔也尚分大氹、小氹;今日的地堡街當時仍是海邊。

這海圖另一個有意思的標示是 “Rada Macau”,意即「澳門路」(Macau Road)。但這並非一條水道,而是一片「錨地」,亦即遠洋商船來澳時可以停泊的位置。有說, “Rada Macau”一詞在早期的航海日誌也有出現。而澳門周遭的錨地並不只有那一片海域,還有現時路氹城對開的位置。這些海上錨地會停泊商船,也曾停泊軍艦,並曾發生過歷史事件。1850年,葡國派遣巡洋艦「瑪麗亞二世」號(D. Maria II)及兩艘海防艦前往澳門。至於其目的,有說是仿效英國,圖以武力迫使清政府承認澳門為葡萄牙的殖民地;也有說當時被委任率軍的澳督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打算北上進攻廣州,為被華人行刺身亡的澳督亞馬留復仇,但並不順利。有說,當時艦隊停泊的地方是氹仔炮台前,也是一片錨地。10月29日,艦隊準備鳴放禮炮慶祝葡國女王誕辰,但「瑪麗亞二世」突然發生爆炸沉沒,多人身亡。澳葡政府後來在氹仔炮台的山坡上立碑紀念——也就是今日的紀念碑花園。

晚清由洋人任職的大清海關——拱北關

海洋與澳門歷史的關係、19至20世紀澳門地緣政治之複雜,由此亦可見一斑。事實上當時的爭議並不止於此。例如「江流匯澳」展覽中部分相片提到「拱北大關」,那裡有非華裔職員工作。據介紹,當時的「拱北大關」就是今日的馬騮洲——澳門內港至西灣一帶的對岸,亦即灣仔。昔日那裡曾是炮台,看守十字門水道。由於昔日這片海灣名為「拱北灣」,故當時這裡又名為「拱北關」。

根據珠海市檔案館所述,拱北關於1887年建關。當時中葡雙方簽訂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清政府同意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而澳門四周的稅廠則由中央,即洋稅務司管理,實行鴉片稅厘並徵,希望打擊走私鴉片。協議於3月達成,同年4月,清政府的洋稅務司、匈牙利人法來格到拱北接管了馬騮洲、前山等常關稅廠及其所屬的緝私卡,拱北關於是正式成立。總關設在澳門,僅辦理文書會計等室內工作。而由海關稅務司(洋關)主理的「拱北關」一直運作至1949年結束,翌年由新中國的海關總署的「拱北海關」代替。

是海關也是邊界 勘界關乎未來發展

事實上,這海關在透露的除了當時中外政府的政治角力、民間的華洋共處外,還有邊界問題。在19世紀末,澳葡政府與中國政府對於橫琴、馬騮洲誰屬就各有說法。據《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一書提到,1872至1873年間澳葡官員曾到小馬騮洲厘廠,邀集各委員會議,稱奉澳督歐美德之命,定有章程一紙、地圖一張,圖劃分地界。而根據施白蒂的《澳門編年史》早於1878年,澳葡政府就於橫琴白沙欄設立痲瘋病院。及至1887年,中葡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當中僅道:「惟現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其未經定界之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

自此,澳葡政府就不斷勘界。根據學者薩安東在《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一書的前言所述:

……對於葡萄牙人來說——他們缺乏一個清楚地確定領土的協議,因此援引如下顯而易見的理論:在無協議的情況下,主權行為的和平與持久行使為國家間邊界確立方面最重要的標誌之一……

……葡萄牙人相信邊界問題的解決將引起一個連鎖反應,包括建立新港口的自由、規劃中的澳廣鐵路工程的實施。其結果將使澳門重要以往的經濟繁榮,消除依賴賭博和經營鴉片的可恥標誌……

政局窒礙運輸基建 水路成主流

2017年澳門檔案館的「圖說澳門——澳門檔案館珍藏城市規劃及建築圖則展覽」也曾提到類似問題。據指,面對香港開埠,澳葡政府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就相當有意識地要改善港口條件,也希望把澳門發展成旅遊城市,於是打算銳意修築交通航運基建,包括港口、鐵路等。例如在19世紀中葉,澳葡政府從葡國請來水文專家羅利老重整港口(「羅利老馬路」便是以他命名)。當時羅利老認為要令水流加速、避免淤泥堆積,澳門就需要填海。但由於他提出的計劃費用甚高(超過200萬雷耳(Reis)),加上葡萄牙政府需要考慮與中國的關係,直至1895年,只有很小部分的改善計劃得以實行。

之後澳葡政府也曾嘗試推行其他港口改善計劃,但時值20世紀初,葡國經歷1910年的「十月五日革命」,第一共和國成立,國內仍非常混亂。1911年中國也發生「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剛成立,局勢也是動盪,於是澳門當時很多規劃都未能推進。例如「圖說澳門」展覽的一幅1920年澳門周邊地區鐵路圖,就反映澳葡政府曾有興建珠江三角州地區的鐵路計劃,包括建造一條由澳門至佛山的鐵路,但最後也未有成事。

於是,由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粵港澳三地的交通仍以水路為主。及至1980年代,三地之間的陸路交通逐漸發展。而隨着港澳回歸,加上在最近十年廣珠城軌、港珠澳大橋先後開通,海、陸兩種交通基建日漸完善,大灣區之間的往來亦更見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