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澳門昔日回民故事

澳門開埠後成為國際重要商港。中葡交流數百年的同時，不同國家、種族、信仰的人士曾在澳門留下足印，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便是其中之一。這些痕跡既見於本地俗稱「嚤囉園」的清真寺，亦見於澳門眾多其他受保護建築。

國際港口 海納百川

時間回到大約500年前的16世紀。當時由於澳門正好位處東亞商貿最活躍的南海沿岸，所以不少國家都以澳門為主要的貿易中轉站。學者梁錦英和蕭潔銘曾指出，伊斯蘭教曾兩度傳入中國：第一次通過陸路傳入，第二次則通過水路以貿易的形式傳入。「16世紀澳門開埠時，亞非地區的阿拉伯人將伊斯蘭教引進澳門，並盛極一時」。本地學者林發欽的《不同而和，相異並存─從墓園看世界不同宗教在澳門的傳播》亦提到，「明清間來到澳門貿易的諸蕃中，其中就頗有來自東南亞流行回教的地區，例如爪哇。回教徒是以擅長貿易見稱的，故就在明清間從中國內地或海外來到澳門，是毫不出奇的」。

但說到是定居澳門，學者劉梓琳於《多元文化和本土化的交織：以澳門穆斯林的歷史發展為例》中就提到，澳門本地穆斯林長者認為，來自非洲莫桑比克的「嚤囉兵」是「真正意義上第一批定居澳門的穆斯林」。而他引述的訪問提到本地一位穆斯林長者憶述：「我小的時候親眼見過年長的黑人老人家，他們曾經是葡國人的兵，葡國人叫我們穆斯林為『嚤囉』，就是來自於這些黑人。」

而除了外地的穆斯林，還有來自中國內地的伊斯蘭教徒。《不同而和》一文亦指出：「在抗戰前夕的肇慶，有一次回教徒的大遷徙，其中一部分就逃到了澳門，以避戰禍。西元1949年以後，則有少數回族從中國西北各地移居澳門。」

回民生活的見證

而嚤囉園就是數百年來回教徒在澳門生活的重要見證。現時嚤囉園內除了是澳門伊斯蘭會（Islamic Association of Macau）的會址，還包括澳門唯一的清真寺及伊斯蘭教墳場。根據《澳門墳場》一書，伊斯蘭教墳場「始建於1774年，是澳門半島內最早成形的墳場」，「墓園內墳墓約有120座」。民政總署2008年出版的《緬懷之園》則提到，「根據1889年出版的《中國紀錄》所述，伊斯蘭教墳場於1881年落成，7年後埋葬了31名據稱從印度乘船時感染霍亂的死者」。

清真寺的建設年份則存在爭議。《澳門墳場》指出：「一說是當年一批來自印度果阿的穆斯林往來澳門進行貿易時，在墳場現址開闢了一座小型清真寺，供他們膜拜真神阿拉和先知穆罕默德；另一說法則稱20世紀20年代，當時駐澳門的摩爾人警員澳門政府批一地方作為住宿點，後來那裡就有了舊清真寺」，然後「在20世紀40年代，該寺因破舊不堪最後被清拆。現時所見的清真寺重建於1974年。」

摩爾、嚤囉、穆斯林

但為何在伊斯蘭教這個既非中國本土宗教，又非葡萄牙國教的宗教，會在澳門留下墳場和清真寺？

劉梓琳的文章解釋，在歐洲，尤其是伊比利亞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音譯自葡語“Mouros“的「嚤囉」或音譯自英語“Moors”的「摩爾人」，指代的是北非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西方傳統敘事中的北非土著，既非阿拉伯人，亦非黑人）及所有穆斯林族群。雖然穆斯林在當時的葡萄牙人眼中形象「看起來並不是那麼正面」，但由於葡萄牙主要殖民地（除巴西外）大多集中在非洲和亞洲沿海，而這些地方（例如印度的果阿、馬來西亞的馬六甲）的穆斯林「不是統治階層和主體民眾，就是地方上主要的中介力量」，有着重要的影響力，所以並不影響葡萄牙人後來與秘斯林在經濟來往及軍旅僱傭的合作。

事實上，《緬懷之園》亦提到，1851年葡國「瑪莉二世號」戰艦於停泊時發生爆炸，118人死亡，其中一位罹難的是摩爾水手。

歷史足跡 以小見大

經商方面，現時最主要的痕跡便是伊斯蘭教墳場和「全澳第二批不動產評定」中的「穆薩家族房屋」，亦即龍嵩街的「架森洋行」。據當時文化局的諮詢文本指，穆薩家族是來自印度的穆斯林。Cassam Moosa（1840-1933）早年來澳從事貿易業務，取其名字「Cassam」的中文譯名「架深」作為洋行的名稱，「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在澳門沿著中區街道建起一些穆斯林商店。1880年，卡米薩家（the Kamisa）開設了一家帽店和布店。後來穆薩家（the Moosa）也開設了類似店鋪。」「除了龍嵩正街45及47號的店舖外，其後更擴充至新馬路開設更大的店面。」

文本提到，穆薩家族成員後來成為承包商、經紀人、運輸商、保險代理和進出口商。架深洋行經營的進出口貨品十分多元化，從生活百貨到奢侈品，甚至作為香港著名百貨公司連卡佛公司的代理等。洋行在印度、上海、廣州、香港、澳門皆曾設有公司。文本並引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香港避難至澳門的英國駐港領事所著的回憶錄《孤獨的旗幟》指：「澳門電力公司是英國在澳門的主要利益集團……另外一家位於澳門的英國利益集團就是Cassam Moosa的雜貨店。」另外，文本指，穆薩家族成員曾長時間作為伊斯蘭教墳場（嚤囉園）的管理者，並曾代為管理白頭墳場，「可見穆薩家族在澳門的少數族群中具有一定地位」。

劉梓琳在其文章中則提到，穆薩家族來自印度西海岸的重要商港古吉拉特（Gujarat）。現時伊斯蘭教墳場保留最早的墓碑，是古吉拉特商人團體的墓碑，上面有古吉拉特文字和烏爾都文。而Cassam Moosa的長子、在澳門出生的Omar Cassim Moosa（1880-1970）亦是在澳門伊斯蘭教墳場下葬。上面刻有阿拉伯文（中國穆斯林稱之為「經字」）的經文、新月、英文寫成的生卒年、烏爾都語和古吉拉特語銘文。

墳場內安葬的，還有近代廣州著名的伊斯蘭教經師、大伊瑪目楊瑞生阿訇（1863-1939）。在《經字斑駁遺濠鏡：抗戰期間回民在澳門的碎片化敘事》一文中提到，楊瑞生阿訇在抗日期間與眾子孫啟程前往澳門，在彌留之際依然主持澳門清真寺的教務，直到1939年歸真。「除了楊瑞生阿訇之外，一些經學學者和回民賢達也在戰亂爆發伊始、故土尚未被敵寇完全佔領的時候，帶著家眷離開廣州，選擇香港和澳門作為暫居的避難所，並且在這兩個（當時）還沒有回歸祖國的地區，協助一些難民營的建立，以方便接應越來越多的流亡同胞。」

還有其中一個墓碑「保延真之墓」，是屬於廣東的回族穆斯林牙醫保宗器醫生的兒子。劉梓琳指，1937年，日軍開始空襲廣州，時年24歲的牙醫保宗器於是和雙親及妻兒遷居澳門。但因為戰亂期間缺醫少藥，保醫生有一對年幼的子女最後夭折。

據指，保宗器醫生醫德高尚、醫術精湛，街坊都非常敬重他，病人也不乏新馬師曾等社會名流。後因1960年代澳門社會出現不穩，於是保醫生決定闔家遷到香港定居，並在當地過身，葬於跑馬地回教墳場。

還有抗日時期「中華民國派駐日本福岡、朝鮮元山領事」楊佑（1882-1944）。劉梓琳指，楊家在當時是有名的外交家族，楊佑與兩位堂兄都是著名的駐日外交人士。抗日時期，由於不願為日本人辦事，楊佑帶着家眷先逃到香港，再遷往澳門，最後在澳門離世。

文化交流 生生不息

其他在澳門令人想起摩爾人文化的，當然少不了世遺城區的歷史建築之一「摩爾兵營」舊址（又稱水師廠），即現時的海事及水務局大樓。根據「澳門文物網」的介紹，海事及水務局大樓於1874年建成，「是當時僱傭的印度警察營地」。《澳門編年史》就提到，1888年10月2日，以Cassam Moosa為首的一批居澳穆斯林向澳門政府申請，要求免費批給他們一幅土地建清真寺，「後來穆斯林社團利用港務局附近的一幅土地建起了一間臨時性的清真寺，政府還給予了400澳門元的補助」。

雖然有指這座兵營的設計者是意大利人卡蘇杜（Cassuto），但《正報》2021年《摩爾建築知多少》一文引述文化遺產建築師呂澤強指，當時的澳門憲報顯示，摩爾兵營是土生葡人貴族塞卡爾男爵安東尼奧．梅洛（Antonio Alexandrino de Melo）的手筆。文中提到，安東尼奧．梅洛曾在英國讀建築工程設計，亦像當時的歐洲貴族般喜愛「壯遊」，而當時的歐洲人最容易作遠遊的地方則是土耳其，「因為土耳其接近歐洲，而土耳其是一個有穆斯林文化的地方，歐洲人亦因此將穆斯林文化帶回歐洲延續」。同時，在19世紀，南歐再引入摩爾風格建築，葡國辛特拉王宮入口的建築，以及蒙塞拉特宮（1858年）、波爾圖交易大樓摩爾大廳（1862年）、阿連特茹大區之家，以及里斯本大道等等，都是新摩爾風格建築。文中引述呂澤強指，19世紀的摩爾建築，是新摩爾風格，是浪漫主義時期的歐洲建築師對東方迷戀的設計，新摩爾風格不是摩爾人的風格，是歐洲模仿摩爾。而澳門現存並屬較後期、具新摩爾風格的建築，則有文第士街的國父紀念館（建於1918年，1931年附近爆炸後重修）、荷蘭園的塔石助學會（今青年藝展館，建於1925年），東望洋斜巷的歐洲研究學會（建於1930年）等。

由此可見，在與世界各地不斷的交流下，澳門的故事亦因此豐富起來，亦見證着澳門的獨特性。澳門的多元，遠不只有中葡兩國。世界之大，一切共榮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