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口變化看課程改革

2022年教青局官方宣佈希望於2024/2025學年推出“課框”，並同時調整基力，在最近回應議員質詢時再度重申有關事項(詳見新聞局2022年11月29日及正報2024年1月3日有關報導)。這意味澳門各校最快在新學年，迎來新一波的課程改革。

“課程發展有其延續性，難以割斷；課程也有其時空脈絡，改革前必需作全面考量，前瞻未來需求。”這裡借用課程著名學者William Pinar(2012)的說法，短短幾句便能表達出課程改革的複雜性：在時間上包含了過往、現在與未來，在改革前必須理順發展軌跡，考量周全，把握先機。

不管是狹義的學校課程，還是廣義的課程政策，課程改革關係到政策制定者的教育視野、資源投放、教師培訓，以及學生學習模式改變等，換作簡單一點的說法課程改革並非單純加減某些科目、調整教學時數，或者加入一些新興的教學方法與議題，而是視為當地教育發展藍圖的首步。

教育作為社會功能的一部份，自然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比對課程改革時今昔環境的改變，不但有助於檢視情景脈絡，對於課程改革有更實際的思考，配合前線所需，呼應課程發展的延續。

若把清末民初的課程暫且擱下，取當代意義下的課程觀，針對澳門學校訂定較為完整的課程框架，最早見於第11/91/M 號法律，該法律條文訂定了澳門教育制度，也包括了各個教學階段的教學目的，除了職業培訓用上課程字眼外，其他階段是較為空泛的目標導向。此法通過後，自1994 年起，教青局陸續制訂幼兒至高中教育階段的課程計劃及相關科目教學大綱，並通過一系列法令，例如第38/94/M號法令、第46/97/號法令等，為學校課程提供可遵循的依據，也可視為澳門“課框”的雛型。但正如法令所明言，這些只是指導方針，並以不影響私立學校的行政及教學自主為前提。因此，更清晰、細緻的內容則要到2014年通過的《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後才出現。

主權回歸後，澳門政府在法律層首先處理的是義務教育，訂立第42/99/M 號法令，對象為5 至15 歲兒童，意味所有該年歲段的學生必須進入教育系統中並接受法定課程。從法律層面而言，直到《課框》於2014 通過前15 年，澳門課程還是以校本各自為政，儘管政府於1999年對各個科目作出《課程大綱》指引性文件，但不具法律效力，而最先有法律效力的課程框架則是成人教育(1999)與回歸教育(2002)。直到2006 年通過《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同年成立了“課程改革及發展委員會”，政府正式就制定《課框》投放資金與人手，直到委員會成立8年後即2014年，在經歷數年的咨詢與座談會，《課框》終於獲得通過，最近一次微調修訂則在2019年，有興趣了解當中歷史的讀者不妨參閱《教師雜誌》第42期。

從上文可見，澳門首次《課框》的出現歷經多年，比較接從零到一的過程。若以時間推算，2011至2012年澳門部份學校開始進行課程的先導計劃，直到2014年獲得通過為止，可視為《課框》主要的發展時期，那當時的社會情況與現在有何不同？

近年備受關注的教育人口學(demography)提供了分析視角，透過觀察人口基本數據，例如新生嬰兒數、女性懷孕週期，以及學校人口情況，有助依據社會人口與學校規模來思考對教育政策的影響 (註1)。

按兒童數據資源庫顯示，在2012年至2014年期間澳門新生嬰兒年均約為7000人，其中只有2013年低於這數值；自2018年起持續下滑，不足6000人，最新的2022年則為4300餘人。

另一組數字是登記結婚與懷孕週期，2012年至2014年每年登記約為4000宗；2020年跌至2700多宗，2021年略為回升到3000多，2022年則回到2700多宗的水平。懷孕週期方面，2012年至2014年期逾半的女性懷孕週期大約在36-39歲之間；而在 2021年開始，37-41歲便佔了90%。

學生人數方面，2012至2014期間的學生人口維持在7.1萬左右，最近兩個學年則逾8萬，2022/2023則逾8.7萬；教師人數在2012至2014年間接近6000；而在2015到2017年期間，人數以每年超過500人速度增長，情況到2019學年後開始放緩，老師人數微升，並維持在7000水平，平均每年新增不超過160人。

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出台後，灣區各城市發展對澳門帶來更多的影響，綜合數份地區政府統計，與澳門相鄰的珠海市2022年全市常住人口247.72萬人，出生率約9%，死亡率約3%，自然增長率為6%；中山市同年常住人口443.11萬人，全年出生率近8%，死亡率3%，自然增長率約4%；最後，江門市2020年戶籍出生人口4.3萬人。而比較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鑑》資料，廣州市是自然增長率較高的城市之一，但近年也呈現下降趨勢，2012年至2017年期間，維持在6%至8 %水平；2021年數字逾4%，最新公佈的2022年則約為3%，但已遠高於全國的平均水平。全國自然增長率在2011年至2017年期間，維持在5%至7%；到2018年下滑至4%、2020年為1.5%、2021年則只有0.34%，而在最新的2022年為-.06 %。

上述情況給予我們什麽啓示？相較於首次課改時，澳門新生嬰兒數、結婚人數折半，懷孕週期推遲了一個時間段；國家的自然生長率急速下降、廣東放緩，灣區各地政府公佈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雖然有所增長，但未有具體的人口數字與城鄉差異比較，故難以判斷具體的出生人口數與歷年趨勢。至於澳門學校的人數比例，老師人數較首次增加近15%，近年有微增；學生人數也超過首次課改人數逾10/%，但伴隨近年出生人數減少，預視學生人數在未來數年不會出現具大增幅，各校會否增加人手，以及新舊交替的問題都值得留意。

UNESCO於2018年出版關於人口轉變對於教育政策影響的專題研究，介紹印度、韓國及馬來西亞三國情況與應對方式，更邀請此領域的大師Yves Charbit教授撰寫前言，這位在法國從事人口政策規劃，並遊走巴黎與哈佛的學者表示，全球少子化與超老年化現象已成不可避免的趨勢，歐洲用上了百年時間作回應，但尚能找到完全解決方法。儘管如此，提升社會福利、促進社會階級流動，落實全面的生育鼓勵政策被多國驗證具有一定成效。

關於生育率下降與懷孕週期移後問題，這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後必然出現的現象，這代表了女性享有更多的自由選擇權，看上去是矛盾，但這是社會良性發展的結果，因為高教育背景的母親能投放更多且更高質的資源予子女身上，使其成長。而且，低出生率的形成尚包括許多因素：人才外流、社會支援政策，以及個人意願等。

教育方面，Charbit教授進一步指出，在少子化無可避免的情況下，全球各地的教育決策者在思考教育政策時，必須關注人口所帶來的影響，並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首先，資源的重新分配，尤其是對中學財政資源與小學人力資源進行重新審視，以作出更適合的平衡點；針對教師的培訓與教學技能，審視其能否回應未來的人口變化；最後，教育政策是否以專業本位作考量，而不是其他因素。

至於上述提及的韓國，在面對鄉村小規模學校招生難的困境，透過合併與停運方式，在1982年至2009年期間進行「瘦身」。由最高的3800多所，減至352所學校。近年，收生不足也出現在城市裡的學校，除採用合併與停運方式外，提高停運補償的手段，更提升小規模學校的招生吸引力，而不是讓學校透過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自然淘汰。

澳門在進行課程改革前，是否已把人口因素納入考量？這可能留待相關官員的解話，靜待未來觀察。